摘要
在皇权渗透下,唐宋时期的起居注发生了一系列重要衍变。首先,唐初史官构建的“君不观史”传统被打破,宋初形成进御制度,起居注成为皇帝的审查对象。其次,先秦至唐代的史官大多以“君举必书”为最高原则,宋初由于“君不观史”传统的破坏及政府对国史的政治高压,“国恶不书”成为起居官书写的潜在规则。最后,在皇权压制下,起居官侍立地点距离皇帝越来越远,直至无法观察、记录皇帝言行。唐宋时期的起居注虽然在制度建设上已臻完善,造册数量也达到巅峰,但如果从皇权渗透的角度重审,可以发现起居注在繁华表象的背后,已经逐渐走向衰落,几近沦为一项政治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