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智能传播时代面临人机关系结构紧张与社会治理逻辑变革的双重“危机”。人、机传播特性相互转移改变了人机关系结构,机器智能全面介入人类生产生活,在赋能赋权人类社会的同时更异化了人的主体性。面对技术截除,人之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可或缺。智能机器作为社会传播主体催化了其社会功能输出,成为社会治理主体中的重要组成,也带来社会治理逻辑的变革。一方面,机器智能从赋能各社会治理主体中逐渐独立出来,成为社会治理的形式主体;另一方面,机器智能促使国家、政府即部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与权力相对削弱,企业的社会治理职能不断凸显,这将改变社会资源配比、企业权力转移及对AI伦理的规制。
出处
《视听界》
2023年第6期32-38,共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