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安石的《虔州学记》写在其主持“变法”的前夕,通过对《尚书.益稷》篇的或许有意的误读,表达了他对于学术思想、教育和政治之关系的基本主张,体现出士大夫文化的一元化模式。苏轼的《南安军学记》写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用他本人很少采用的考订字义的方法,意在纠正王安石的误读,并批判其思想,同时表述了对于多元化的期待。北宋时代随着“庆历新政”而走向繁荣的“学记”创作,正以发表此种根本性的大议论为特征。就其艺术渊源来说,当与唐代的孔子庙碑有关。
出处
《江海学刊》
CSSCI
北大核心
2007年第3期174-180,共7页
Jianghai Academic Jour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