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郭沫若的屈原言说自“五四”开始,20世纪50年代后在以往言说基础上进行了一次转型。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将屈原的《九歌》翻译为爱情诗,又将其置于民歌形式之中,通过话语的混合,表达知识分子在进入新的语境后的调适与应和。郭沫若对于身份问题的考量与个人意志的转变始终与其屈原话语相关联,以重新界定屈原“人民诗人”的称号、在《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的“抑屈扬宋”进行批驳等言说为表征,展示郭沫若在话语变更后对自我的坚守与平衡。
出处
《山西能源学院学报》
2024年第3期72-74,共3页
Journal of Shanxi Institute of Ener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