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站在语文学的立场,试图澄清中国马铃薯历史中的若干问题。中国和日本都是在18世纪下半叶成功引种马铃薯的。日本的引种时间在1777~1786这十年间,地点是长崎,叫名为jagatala-imo。中国的最早记载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房县志》的“洋芋”。豆科植物土圞儿(Apios fortunei Maxim.)梁汉人称为“黄独”,唐代称为“土芋”、“土卵”,昌平宋志称为“土豆”,元代嘉定一带人工种植的两个品种则称为“香芋”和“落花生”。有些中国学者把明代徐渭《土豆》诗所描写的对象视为马铃薯,并推断京津地区为亚洲最早见到马铃薯的地区之一。这跟 1813年日本学者栗本丹洲试图把汉语文献中的“香芋”跟马铃薯联系起来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把豆科植物误当成茄科植物了。荷兰人史初一1650年造访台湾后所写的报告在物产中提到了potato。泰诺语指番薯的batata于16世纪借入欧洲各语言后有bataat, patata, pattattesen, piltata, potato等种种变异形式,一开始指的是番薯,但许多语言(如英语)后来也用这个词指随后引入的马铃薯。本文从时代背景、地理环境等方面断定史初一在台湾所见实为番薯,台湾迟至日本殖民时期(1895~1945)才开始种植马铃薯。最早出现“马铃薯”一词的文献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松溪县志》,不过指的是黄独(Dioscorea bulbifera L.)。日本学者小野兰山误以为是马铃薯,于1808年引进日语,作为jagatala-imo的别名。这一误会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一是使得中外许多学者都把《松溪县志》作为最早记载马铃薯的中文文献;一是首任驻日参赞黄遵宪把“马铃薯”从日语借回到汉语,并很快成为指称马铃薯的正式用词。对汉语而言,“马铃薯”是一个来自日语的“回归借词”而非“原语借词”。
出处
《现代语言学》
2018年第2期342-377,共36页
Modern Linguistics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中国语言及方言的语言接触类型和演化建模研究”(批准号:14ZBD102)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的社会和空间变异研究工作坊(2017)”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