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基于技术文化共生论的视角对数字时代的媒体生态做出批判性考察。研究认为,当下的数字媒体生态在三重悖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一种有序的“非人化”演进,其弥散网络、可计算性和自动化技术构型非但没有带来预期的文化多元和信息民主,反而导致了控制的专门化、区隔的精细化和消极精神的常态化等异化后果。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文章从两个方面对数字时代的媒介文化及其社会效应作出总体评估:一方面,数字媒体生态异化的本质是缺少人文精神制衡的科技乌托邦主义诱发的技术失控所产生的文化风险,这种意识形态在当下具有广泛合法性和超本地性;另一方面,上述异化状况的解决之道存在于内化并改造了主导性数字媒介逻辑的专业性实践之中,这些实践的行动者应在其与数字媒体生态的互动之中张扬人的主体性,并致力于构建公共价值取向的信息文明。
出处
《当代传播》
CSSCI
北大核心
2024年第1期39-44,共6页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数字新闻学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20&ZD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