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儒家的圣人之道如何化为可实行的制度,使君子得以行其政教于天下,这是《中庸》的核心思想。在《中庸》诠释史上,郑玄注《礼记》重礼制政教;唐宋以降,理学推崇《中庸》的性命与天道思想,在天理与具体的事物之间建构了体用、本末的义理结构,强调人去除私欲体认天理而把握《中庸》之道严格意义上的正确与正当。《中庸》所阐述的超越的天人相参境界固然重要,而其为“用中”的实践原则与“时中”的实践方法论本义应当予以同等的重视。中庸之道为君子而设,是君子通过努力所要达到的行为准则与实践方法。对于君子来说,圣人之道是义理的理想形态,需要转化为恰当的制度,使之可实行、可把握,这个转化的原则就是中庸。制度是君子实现圣人之道的关键,中庸之义强调的是,制度设置需要因时因地因俗制宜而得中,是随着诸种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动态过程,而不存在“无时不中”的理想状态。中国近现代变革的极致性思维与理学的《中庸》诠释相似。
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北大核心
2023年第8期21-29,共9页
Social Science Front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2AZZ001)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22JHQ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