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针对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指斥创造社“才子+流氓”的批评,郭沫若在其自传《创造十年》中通过重构创造社历史进行了自我辩护。他既有意建构创造社“挽救新文学危机”的发生之因,塑造其“建设新文学”的历史地位,又以“行帮意识”为中心梳理了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史,将双方冲突转换为党同伐异下的不理智行为以弥合观念立场上的对立。这既是出于维系左翼阵营内部统一战线的考量,也为解释创造社之转向革命做出了合理铺垫。而有意塑造创造社打破文化垄断与话语霸权的反抗者形象,则为证明其历史先进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以传写史”的自传创作折射出五四一代在文坛格局发生重组的1930年代试图掌握阐释历史主动权与自我经典化的动机。
出处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23年第4期45-52,共8页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研究”(2023JBRCW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