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出处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22年第4期19-27,共9页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基金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朱子学通史”(21&ZD05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重点项目“朱熹《论语》学阐释:问题与新意”(19FZXA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