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先秦时期,礼仪用诗、外交赋诗、立言引诗,以及其后出现的“说诗”,形成一个诗用的传统。赋诗和引诗是借《诗经》的篇章或语句以阐发己志;“说诗”则是孔子等从经典文献出发构建新意识形态的理论行为,阐发的是诗人之志。《孔子诗论》所谓“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即是这一话语转型的理论纲领。“以意逆志”作为一种说诗方法,既是对赋诗、引诗“断章取义”的反拨,也为儒家构建思想体系提供了新方法。它认为“说诗”就是今圣古圣的相互印证,也是与诗人为友、抵达道德盛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必须超越文辞才能实现。“以意逆志”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六经注我”,它对后世儒家经典阐释方式有着很大的影响。
出处
《文学遗产》
CSSCI
北大核心
2021年第4期38-50,共13页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语录类文献整理与儒家话语体系建构及传承的研究”(项目编号20&ZD265)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