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个体化是现代性的产物,乡村是中国社会个体化体验最为深刻的地带。个体化塑造下的农民主体性在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中呈现出两个面孔:一方面,个体化之下的农民主体表现出较为强烈的个体权利意识与个体理性,对于协商民主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个体化会对协商民主的运行产生阻滞,具有“逆参与”的效应,表现为乡村民众的主体参与冷漠与参与低效两个维度。在参与冷漠中,又分为结构性与行为性两个具体类型。个体化不是“洪水猛兽”,协商民主对于乡村个体化并非完全被动,需要考量从制度化方面对个体化的“逆参与”影响进行纠偏。
出处
《学习与实践》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10期27-35,共9页
Study and Practice
基金
南京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B“文化、旧制与国家:中国的协商政治考察”(202001B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