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日本儒学家荻生徂徕对《中庸》的定位是“此篇主性”,因此在《中庸解》中,徂徕较为集中地阐释了其人性论思想。徂徕一方面认为人性“不可得而变”,一方面又讲“人性善移”,对于这种不可“变”却可“移”之间的矛盾,先行研究尚乏佳法可陈。对此,本文尝试着从“材性”和“习性”两个层面分疏徂徕之性,“材性”不可易,趋向善恶的“习性”却可移,此即为性之不可“变”而可“移”。如此,既然“人性善移”,君子则应在后天接受诗书礼乐的教化,也就是习熟先王之教,从而养成安民长民之德性,此为“习以成性”,而这种不假勉强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就是“诚”。由此,通过“习以成性”,就个人而言可以养成“诚”之气象,而就国家而言可以实现移风易俗,这就是“合外内之道”。在徂徕看来,果能行此道,则可以实现先王的安民治世。
出处
《现代哲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19年第6期145-151,共7页
Modern Philosophy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朱子学文献的编纂与研究”(17ZDA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