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隋唐时期行记的实用性较强,多为僧侣、使臣所作,颇具"地理志"之性质;至南宋乾道、淳熙年间,行记书写渐由记录地理状况转向历史考证与文化追忆,陆游、范成大相继创作《入蜀记》与《吴船录》,行记开始呈现书写方式文人化与书写对象人文化的特征。《入蜀记》《吴船录》等长江行记之所以会同时出现这种人文转向,一方面与南宋时期长江流域成熟的开发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与宋代文人喜考据、重知识的学术风气和对文化名人的崇拜心态有关。这种人文转向对此后的行记书写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出处
《人文杂志》
CSSCI
北大核心
2019年第3期77-83,共7页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基金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子部小说’目录汇考与综合研究"(2018XNL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