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惜往日》、《悲回风》两篇中所咏叹的伍子胥、介之推，其思想与屈原大相径庭。在可以确定为屈原的作品中没有写到这两个人物，更没有称赞他们的地方。《离骚》和《惜往日》中都提到伊尹、吕望、宁戚，但《离骚》中是借以说明只要“中情好修”，就会被明君所重用（“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惜往日》中却用以表示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思想（“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也明显地表现出思想上的差异。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数责怀王”，刘勰批评屈原“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正是基于《惜往日》中说“吴信谗而弗昧兮，子胥死而后忧”，以伍子胥为“忠信死节”之臣；说吴王“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形成伍子胥的悲剧，自称为“贞臣”，而称楚王为“壅君”；基于《悲回风》中说要“浮江淮而人海兮，从子胥而自适”。因为屈原是不可能赞扬为报父兄之仇而协助敌国攻克楚都，造成楚国宗庙圯毁、君臣离散之灾，又掘楚王之墓而鞭尸的伍子胥的。《离骚》中虽对怀王的昏聩不明十分气愤，但形诸文字仍然说“哲王又不悟”，没有不顾礼数、完全打破君臣关系的情况。
出处
《文献》
CSSCI
北大核心
2009年第3期7-16,共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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