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裴松之补阙式的注史方法并非前无所承 ,他不仅受郑玄等古文经学家博通兼采的注经方法和后来集解体的影响 ,也受到韦昭《国语解》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以史注史倾向的影响。晋人挚虞和阎缵等人以补充缺略为主的注史方法 ,对裴氏更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关于裴注所引书目的数量 ,因统计的原则和方法不一 ,学术界有十种不同意见 ,笔者则认为裴氏引书共 2 2 7种。至于《三国志》的正文与注文 ,前人一直认为注文多于正文 ,近来有学者称正文多于注文。其实 ,《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 ,既有文字脱漏问题 ,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 ,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
出处
《史学史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00年第2期74-79,共6页
Journal of Historiogra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