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在古希腊,早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不同地理环境对各人类群体的性情、心理和气质等所发生的不同影响。西方学术界自18世纪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出版以后,普遍重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地理的重要作用,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文明类型和文化模式的重要影响。中国自二十世纪初年节译出版《论法的精神》(译名为《万法公理》)后,学术界中以梁启超为首,高谈阔论“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而“地理史观”竟一时蔚然成风。但是,我国学术界对地理与文明的关系这一重大理论课题的研究毕竟起步较晚,深度和广度存在明显不足。
出处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年第2期100-106,共7页
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