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儒学与纪录片的比较研究殊难展开,这是因为前现代性与现代性以及民族性与西方化的矛盾深刻甚至顽固地寄寓在两比较对象之中。将儒学与纪录片两者做去熟悉化处理而进行解构性比较并加以重构后,二者被解构出了本质、功能以及倾向诸元素。儒学“天—人—君”与纪录片“观众—拍摄对象—拍摄者”的三元本质结构,儒学“文以载道”的文艺功能观与纪录片应承担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责任以及儒学和纪录片共有的现实与历史倾向被彰显无遗。在此意义上,儒学和纪录片大可融通互济。目前,儒学的“幽魂”正无所依托,纪录片是一个颇恰合的宿主;而纪录片亦需从儒学中汲取思想尤其是道德资源。另外,纪录片作为一种兴起于西方的记录方式,其本土化的过程中也不能缺失儒学的观照。儒学与纪录片的共通互济是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出处
《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
2022年第2期208-218,共11页
Chines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基金
2022年度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全球视野下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与跨文化传播学的本土化建构”(22CXWJ0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