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年来,“大数据杀熟”现象不断引发歧视、垄断、侵权等法律争议,但目前我国以“刘权案”为典型的“大数据杀熟”案件的裁判却未能充分回应这些问题。“刘权案”的法官在说理过程中过度依赖抽象宏观的价值选择和似是而非的经济理论,看似实现了数字经济时代不同主体之间权益的衡量以及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沟通,并从经济学规律和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发展的高度为今后的类案裁判提供了稳定预期,但却回避了“杀熟”的行为本质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忽视了对于平等价值的分析论证,将纠纷双方权利义务分配问题异化成了诸如“价格歧视/算法技术是否应当被禁止”这样偏激的议题抑或效率与公正、社群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对立问题,未来“大数据杀熟”类案裁判的说理当引以为戒。
出处
《金陵法律评论》
2023年第1期152-179,共28页
Jinling Law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