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阿普特的《反世界文学:不可译原则》围绕认识到差异性及其衍生的"不可译"的重要性,展开了针对"共同性"宗旨的质疑与批判,特别是对亚洲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引起了在当下如何对待以及进行差异研究的思考。随后,布尔迪厄构想的"翻译区"试图创造一个中立的空间来安置差异性,但他忽视了话语报道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不可译"最终在阿普特身上走向低谷。这一切揭示了各界对文化多元主义的不信任来源正是差异研究的失范,无怪乎试图泯灭价值来断绝资本同质化扩张的阿普特感到力不从心。然而,历史叙事的文本性启发了对曹顺庆的变异学的引入,即认识到差异的恒存和变异的必然,以历史动态的眼光看待差异和研究变异,完成对"求同"的立场颠覆,这将为饱受攻击的文化多元主义带来新的希望。
出处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20年第2期460-470,共11页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