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译本,尤其是古典文学译本的注释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比较互鉴的活跃场。与文学作品的注释相比,译本注释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重塑功能,译者在进行文化解读的同时,也在以"自我"的视角构建文化他者形象。本文通过对《聊斋...文学译本,尤其是古典文学译本的注释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比较互鉴的活跃场。与文学作品的注释相比,译本注释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重塑功能,译者在进行文化解读的同时,也在以"自我"的视角构建文化他者形象。本文通过对《聊斋志异》英俄译本注释的对比分析,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原理,考察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和阿理克(Васил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Алексеев,1881—1951)两位汉学家建构的中国文化形象之异同,揭示形象塑造背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展开更多
文摘文学译本,尤其是古典文学译本的注释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比较互鉴的活跃场。与文学作品的注释相比,译本注释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重塑功能,译者在进行文化解读的同时,也在以"自我"的视角构建文化他者形象。本文通过对《聊斋志异》英俄译本注释的对比分析,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原理,考察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和阿理克(ВасилийМихайловичАлексеев,1881—1951)两位汉学家建构的中国文化形象之异同,揭示形象塑造背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