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荀子对于墨子的批判是为“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以经济思维的批判作为墨学的概括,而非道德论实践上的兼爱理论。而检视荀子的经济思想便可以发现,其多为针对《非十二子》中墨子批判的三个向度而发。由此更可进一步理解到,荀子在作为儒家的自我认同中,与墨家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利”与“义”的对立,而是“节用”与“节用以礼”的差异。如以经济学脉络而论,可说墨子在自苦中“以节流作为开源”,而荀子则是在礼仪繁饰中“以开源作为节流”。也就是说,荀子在经济论述中仍以礼作为终极价值去涉入,那是一种“裕民以政”的政治经济系统。在以礼为核心的经济论述中,荀子不仅梳理物质经济,更强调物质文明,他认为经济论述上的富足并不只是物质上的富足,还须涉入心灵上的富足。只要能够以富养民,而不仅是如墨子赋予天子以至庶民自苦俭约的义务,那么便能够充满生命驱力去裁万物而使资源源源不竭,在开源中富足,也就没有所谓“忧天下之不足”的问题。
出处
《邯郸学院学报》
2024年第1期25-34,共10页
Journal of Handan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