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古代中国最早且具备代表性的乡约文本,《吕氏乡约》《乡仪》存续着古礼与伦理本位的人际交往模式。两者沿袭了古礼并加以创新,提供了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与规范。在自涉入上,个人“孝悌”被向外延伸为乡村人际交往的情境性礼仪,“克己复礼”被落实为情境中涉入分配的规则。与他人交往时,情境性礼仪既有“明分”来搭建长幼有序的交往格局,又有从选举到议事参与全过程的相对平等的协商交往规范。乡约的人际交往礼仪呈现出中道和适度的涉入义务。乡约乡仪以集体共在的仪式与道德情感的再植入“调音”了日常生活,使之显现为“公共性”“道德性”的交往情境。特殊仪节与聚会创造了公共空间进行共在活动的需求,以共在的时间将人际交往转换为集体的伦理操演;正向的情感感化和面子惩罚机制触发个体内心的认同并使之遵循情境性礼仪。乡约兼顾个体成人与关系维和的双重功能:自我实现具有超越性与社会性的“即凡而圣”价值;人际关系的维和建构了伦理情谊化的乡村熟人社会。《吕氏乡约》《乡仪》的伦理操演与情感感化机制对当前乡村人际交往和公共生活建设均有裨益。
出处
《天府新论》
2023年第6期44-55,共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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