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王充视子书为贤者的述圣之作,故在《论衡》中频繁以“传曰”引述诸子书原文,且统称诸子之作为“传书”。他以“传”称子的做法是不满于当时的师法博士制度,希望回归汉初“通古今”的博士传统,使诸子书知识重回官学。而《论衡》不属于诸子传书,被王充定为“造论著说”。他将“论”体置于五经之作、贤者之述后,对六艺之经、诸子之传展开“疾虚妄”,以此踵武史迁、刘向的群书整理之业。
出处
《中国典籍与文化》
CSSCI
北大核心
2022年第4期128-136,共9页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