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21年,初版的《胡适文存》(一集)标志着贯穿胡适终身研究的“科学方法”的正式诞生。从《实验主义》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通过杜威思维术与清代考据学的“嫁接”,实现了利用西方资源对传统学术的改造与升华。在“科学方法”的洗礼下,胡适得以超越写作于留学前的《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的旧红学思路,写出为五四前后中国学术转型建立新“范式”的《〈红楼梦〉考证》。作为胡适治学的根基与核心,“科学方法”其实内在制约了胡适的治学范围。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常规科学共同体选择研究问题的一个准则是选择那些在范式的设定下被假定是有解的问题。这也就解释了胡适的新红学为何始终停留在“著者”和“本子”上下功夫,以至于招来客观代替主观、史学压抑文学的批评。但库恩却主张,常规研究的保守性反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范式的潜能,并伴随着危机和反常的积累,酝酿新一轮的科学革命。在这种意义上,或许能对胡适的治学道路有更深的理解和同情。
出处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22年第2期95-103,共9页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