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牡丹社事件”是近代日本挑衅中国、觊觎台湾地区的肇始,台湾地区首次密集进入报刊媒介。《申报》《中外新报》等19世纪70年代报刊媒介的时事报道、翻译转介、时人评论,既从传统朝贡体系考证中国、日本、琉球三者关系,亦注意到中日冲突中“万国公法”与西方列强的作用,彰显出国际秩序近代化趋势与晚清知识分子面对全球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不同认识。“牡丹社事件”的报刊舆论,折射出身处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晚清知识分子对台湾地区战略意义和少数民族治理有着不同的态度观感,对国际形势、中日关系及琉球归属的区域意义不乏清醒认识,同时这些见识亦难脱时代局限。
基金
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祖国大陆台湾文学学术史研究”(FJ2021B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