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于家庭、教育环境与时代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直至而立之年的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象及评价均不甚佳。但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巨大翻转:由激烈否定抨击与偏激批判颠覆,转而进行重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予以歌赞。林语堂文化转向具有极其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对当时黑暗政治的失望、残酷的社会现实的威压、身家性命遭遇不虞戕害的隐忧、文化怪杰辜鸿铭之影响、赛珍珠等美国友人的鼓励、文化自信心的确立与自信力的形成、知识分子使命担当意识被激活与唤醒、有意规避时代文化思潮建立属己的文化观、向欧美世界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的愿望……这诸多方面的原因,促使其由曾经的欧美文化中心主义者逐渐转变为"和而不同"的文化相对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