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孕产行为集约化进程经历了起步期(1949年~1975年)、正轨期(1976年~1994年)、完成期(1995年~2009年)、转型期(2010年至今)四个阶段,国家政策介入与妇女主体需求构成了推动孕产行为集约化急速发展且成型的两股主要力量。一方面,国家期望早日实现现代化国家转型,以保护母婴安全为由,通过行政手段介入个人生育领域,将孕产这个私人事件变成了公共卫生事件;另一方面,妇女并不是国家政策被动接受者,而是作为主体参与者以自身解放为契机,活用国家政策,实现不同阶段由"维生""卫生"到"客体威生""主体唯生"的需求转变,将被大众话语忽视的妇女特殊经历带入了公共空间,使其成为广受关注的公共事件,其中基层妇女干部在两者间发挥中介作用,地方文化、生物技术、市场机制、信息技术等发挥了调节作用。
出处
《浙江学刊》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6期104-114,共11页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基金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围产期心理健康领域CAM医学的社会学研究”(043205010)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