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前大数据时代,基于个人信息泄露的客观现实和主观畏惧感,个人信息的严格保护成为法律尤其是刑法的基本立场,我国当前在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上呈现愈发严苛的趋势。然而,随着大数据逐渐展现出巨大社会价值,基于功利主义的价值考量,追求更好生活的哲学基础要求刑法在个人信息保护的立场上进行适当调整。包括德国、日本在内的域外各国,都在规则设计上保障个人信息的利用,限缩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刑法适用空间。我国可以在借鉴相关国家立法的基础上,从匿名化处理规则、同意规则和优越利益规则三个方面,为我国个人信息的合理扩大利用提供制度空间。
出处
《中国刑事法杂志》
CSSCI
北大核心
2019年第5期48-62,共15页
Chinese Criminal Science
基金
作者主持的2018年度安徽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网络强国战略’下互联网法治化治理问题研究”(AHSKQ2018D05)
2018年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互联网‘最大变量’核心法律问题研究”(2018CX011)
2018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课题“保护网络产业发展的司法政策研究”(GJ2018D61)
安徽法治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2018年度公开招标课题“类型化新型网络犯罪防治的比较法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