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郭沫若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代表了郭沫若研究在年谱编撰方面的学术新高度,其中仅1949年和1950年谱文之明确标注据《竺可桢全集》者,就超过五十处,已经初步呈现了竺可桢日记中的“郭沫若与新中国”。而竺可桢这两年日记提及郭沫若者,更是多达一百五十余处。对读1949-1950年的竺可桢日记与《郭沫若年谱长编》,就会发现存在后者引用前者而不够详尽,后者没有引用前者而遗漏重要内容,与后者引用前者而值得商榷等三类情况。复原和回归竺可桢日记,可以发现关于“郭沫若与新中国”的更多史实与细节,引发更深的思考和讨论。
作者
凌孟华
邵雪梅
Ling Menghua;Shao Xuemei
出处
《郭沫若学刊》
2019年第3期66-72,共7页
Journal of Guo Moruo Stud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