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针对福利国家的式微,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市民社会组织的复兴,莱斯特·萨拉蒙称其为'全球结社革命'。由于对市民社会组织的界定存在争议,本文提出了一个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三位一体的理论框架,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的自由放任式改革,法人化是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策略选择。针对转型中国的法人单位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阐明了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组织分化和地区差异。组织分化意味着市民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上的劳动分工,而地区差异揭示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基础。
出处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
CSSCI
2016年第1期115-131,共17页
Fud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基金
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经费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