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基于对当时儒学在中国的结构性优势地位的观察,以及对儒学的基督化神学解释,选择了合儒斥佛的传教方略,且在实践中颇有成效。20世纪上半叶在华活动的挪威籍新教传教士艾香德基于对天主教传教遗产的反思,基于对儒教在近代中国的结构性地位的衰退的把握,更基于对耶佛之间的属灵维度的亲和性的洞观,选择了融佛疏儒的传教方略。二者都试图通过儒化或佛化的本土化路径,谋求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最大化传播和发展,但其传教方略都遭到了欧洲大本营的抵制和逼压,这是其本土化尝试在中国捉襟见肘的重要原因。他们选择的都是"基督属乎文化"的传教路径。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既协调基督宗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又维持二者之间的适度张力,也许是更为有效的路径。
出处
《江汉论坛》
CSSCI
北大核心
2016年第7期18-25,共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