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代,大理国与宋朝之间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经四川,一条则经广西,但经广西之道路在北宋前期不甚畅通。熙宁九年以前,大理国贡使入宋应是经四川一线抵达东京。熙宁九年,大理遣使入宋,可能与宋交之战殃及自身有关,其后"不常来",虽与宋朝对大渡河外经略一贯之谨慎态度相一致,却亦与北宋讨伐交阯之战结束不无关联,同时亦有四川地区"泸夷"之乱持续不断,阻碍四川一线交通路线而使其难以前来的可能性。徽宗政和六年,大理贡使再次入宋,却从广西经荆湖南、北路而达,其原因一方面是政和五年四川地区大规模"泸夷"之乱威胁道路安全,另一方面恰又是宋朝长期对广西交通之经营,使其具备了接待外国贡使的必备条件。宋徽宗加封大理段氏,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太祖以来君主从不视大理为藩属国的政策,但宋廷对于大渡河外经略之谨慎态度却亦未敢稍懈。大理贡使入宋及路线之变化,看似平淡,却反映出宋代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秩序之变动及宋朝对西南经略问题之复杂性。让大理贡使从新辟的广西和荆湖南北"蛮区"内道路经行,亦反映出宋徽宗向大理国夸示武威和文治的意图。
出处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16年第2期103-114,共12页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基金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7-16世纪中国南部边疆与海洋经略研究"(12JZD0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10到14世纪岭南之经略及区域社会变迁研究"(11BZS0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