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对过去三十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与农民工议题相关的新闻话语的分析,结合对相关政策文本的考察,本文旨在分析改革时期的执政党———国家在农民工问题上如何运用意识形态合法化机制在象征性层面弥合政治经济现实与传统意识形态话语间日益增大的裂痕。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变迁,农民工群体在官方话语中的命名和再现方式由消极被动和具有威胁性的负面框架逐渐转变为相对正面的"新工人阶级"框架。但这些话语的内在矛盾将农民工群体置于一种悖论的生命政治处境之中:一方面,关于农民的负面文化认知和城乡间制度化的社会经济差距,被整合进发展主义的"素质"话语,从而将农民工系统地定义为贬值的对象;另一方面,当农民工作为去个体化的数量巨大的劳动力群体出现时,他们在整体上又被看作是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成为国家发展主义逻辑中的工具性价值源泉。
出处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CSSCI
北大核心
2013年第9期42-48,共7页
Modern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