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丁玲带着她的梦珂、莎菲们登上文坛，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还没有为这些“ 革命女性”准备现实的土壤。1929年，长篇小说《韦护》标志着丁玲创作从“革命女性”向 “女性革命”的转变。在这里，为了肯定革命的必要性，丁玲不惜用大量笔墨礼赞爱情。但 丁玲毕竟是忠实于自我的作家，到延安后，1942年3月8日前写下的《“三八节”有感》标志 着丁玲对女性解放的探寻已经超越了革命的现实功利层面，又回到人性解放的大主题上来。 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探索之后，丁玲的女性观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时代内涵，她的创作向往 在“人”的意义上建构真实的女性主体。
出处
《齐鲁学刊》
CSSCI
北大核心
2000年第5期38-41,共4页
Qilu Jour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