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探讨"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这一重大命题中,从五四到建国的女作家们都用自己的作品做了第三种答案即:"参加革命。"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将这一具有女性意识的命题建构成以女性为自我主体的女性话语体系和表达女性自我认知的文本。但由于时代话语的遮蔽,之后的女作家们如解放区女作家郁茹的《遥远的爱》逐渐地拉近了女性立场与主流话语宏大叙述的距离,并且最终大一统的民族话语遮蔽了女性立场,到了《青春之歌》中女性并丧失了原有女性立场,成为了宏大叙述的寓意体。
出处
《文教资料》
2010年第18期177-178,共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