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延安,主要是参观工厂、变工队,看戏剧,看秧歌,还参观参议会,听介绍“三三制”。我得到许多朋友的帮助,单独访问了一些文化人,如丁玲。重庆很关心延安文化人的生活,所以我访问文化人较多。 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接见我们,吴老、徐老,都见过面。朱总司令还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饭。 当时延安的生活很苦,但招待我们很好,吃的很丰富。 此行,孔昭凯写的报道比较客观;谢爽秋没有写;金东平写了小册子,观点反动;张文伯可能写,要写就是反动的;艾泼斯坦、福尔曼、斯坦因等外国记者写了。我回到重庆发表文章,出版《延安一月》,靠新华日报,靠党的帮助,发行两三万份。那时发行两三万份,就不得了。后来,《延安一月》日本人翻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