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有两个因素导致了唐代南方山区居民的增加：逃户与北人南迁事件。唐前期，地主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及官府赋役的逐渐加重，均田制下的小农纷纷破产。尽管破产农民可以通过租佃土地或佣力谋生，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选择了逃亡，逃户问题遂成为唐代官府的一大难题。据冻国栋先生的研究，逃户的白热化是在高宗、武后以至玄宗时期，其基本流向是进入官府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山区，主要流往江南、山南、剑南乃至岭南一带，他们是唐代山区、丘陵地带及其它后进地区经济开发的一支重要力量。最典型的逃户例子莫过于武后时陈子昂所指出的剑南道东部的山林中，“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在安史之乱发生后，北人纷纷南迁进入长江流域。导致南方本就紧张的土地供应更形剧烈，而南迁北人所能娴熟应用的谋生技术是早地农耕技术，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寻找旱地的高潮。山区居民的增加。畲耕农业技术遂被规模性地在山区应用。唐人的诗文忠实地记下了这一历程。
leavers and refugees are the body of swidden agriculture practitioner. Using tools such as dentiform harrow, frame-saw, and pecker, they undertake intensive cultivation, but cultivating plants is not their main work.
出处
《农业考古》
北大核心
2006年第1期145-149,155,共6页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基金
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Q200560002)资助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T0404)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