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包括阴阳家在内的先秦诸子应运而生于春秋末期和战国时代,这时代的精神脉息在于人们的终极眷注的重心从“命运”到“境界”或由“命”而“道”的转移。就这一点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境界”意识或“道”的观念的阴阳家,与还不曾达到“道”的觉悟而处在“命”或“命运”感笼罩下的数术家显然不同,但没有疑问的是,阴阳家在先秦诸子中比任何其他一家都更大程度地承受了数术家的遗产。“五行”摄于“阴阳”,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生,也因阴阳消长而有五行相胜。由重于五行相生而有“序四时之大顺”以倡说“月令”的阴阳家,由重于五行相胜而又有主张“阴阳运”以发明“终始五德”的阴阳家。前者与数术中的“天文”、“历谱”、“五行”的因缘更深些,后者中最具典型性的则是自成一家之言的邹衍的学说。“尚德”的价值取向使脱胎于数术的阴阳家不再置身于数术家,而其对于“有国者”的“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的寄望,则使其近于儒家之学却又有别于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之道;阴阳家在老子、孔子学说出现后重新回味了数术,但对“命”的再度眷注已是在对“道”的深切瞩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