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茅盾“新疆风雨”可谓其战时乃至人生“道路”中最为曲折的一段经历。而就此次西北之行,既有论述在“史实梳考”与“深度阐释”上成果较多^(①),显更侧重“本体”同“外视角”的结合;但就“内视角”,即茅盾“为何选择去新疆”,长期以来似不成为问题,如有关涉,大多仅草草提及他“受盛世才/杜重远之邀”。可于情理言,将“东南海滨到西北高原”的万里流徙仅归因于他人约请,多少窄化了茅盾动机的阐释空间^(②)。针对赴疆前茅盾思想活动的事实研探,也尚存不少“灯下盲点”^(③)。踏足“茅盾在西北”命题,自应从史料起步,而最终仍须“借此回到具体却复杂的历史语境”,以揭示“茅盾的文学行为、文化实践与其所在的特殊的地理空间、政治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④)——彼时,杜重远身处的生活书店即救国会群体,本已是茅盾战时文艺工作的长期合作对象。因之,茅盾自南向北骤转“移步”的动机^(①),非单线“点对点”式理念“冲击—回应”,而是双向度经验交互展开,有意识地与救国会完成一次组织化“行动”^(②),其背后应有个体经验勾连救国会群体观念的系统性逻辑支撑。
出处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23年第3期272-285,共14页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