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文明互鉴的学术性产物,汉学研究在不断见证着文明之间的互动与融通,墨学的“化外之身”亦如是。在中国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里,相较于“新史学”思潮下成为“辨伪”焦点的《墨经》各篇章,墨家十论的“三元组”结构在国内并未形成论辩,即便“文本演变”的观点早已提出,也始终淹没于彼时对“三分支”无条件的“信古”旨趣中。然而在域外,汉学家们以《墨子》其书的生成史为研究核心,悉数借鉴、延伸,甚至批判既往的国学研究视角,这让墨学的“域外”之体呈现出“中源西传”的融摄、互鉴之景。本文以“三元组”结构为楔,纵深于百年墨学研究的中西考辨,以揭示这场“文明互鉴”下的汉学研究接力所彰显的反思、重审先秦诸子及其文本的新风潮,进而让汉学研究加入国学研究中,重写墨学史,思索如何促成中外研究者形成有效对话,以便在更为通畅、对等的互鉴研究环境下彰显中国古典思想的当代传播价值与学术价值。
出处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24年第3期297-321,共25页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基金
2020年度中央高校经费项目“先秦名学典籍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影响研究”(ZYGX2020FRJH005)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