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方面,本文在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a)的基础上,将机器人的规模效应和定价行为引入了任务模型,证明了工业机器人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全要素...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方面,本文在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a)的基础上,将机器人的规模效应和定价行为引入了任务模型,证明了工业机器人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实证方面,本文匹配了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工业机器人使用数据和佩恩表,得到1993—2017年72个国家或地区的机器人使用数据以及相关的宏观经济数据,实证结果发现机器人的使用确实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在人口红利晚期和后人口红利时期效果更加显著,并且按照行业、用途以及上下游作用划分的回归结果也均支持这一结论。中介效应的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是工业机器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机制,其解释力达到总效应的60%。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其他国家的机器人数量以及2006年轻型工业机器人的发明和使用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在新时期推动工业机器人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展开更多
文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方面,本文在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a)的基础上,将机器人的规模效应和定价行为引入了任务模型,证明了工业机器人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经济增长。实证方面,本文匹配了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工业机器人使用数据和佩恩表,得到1993—2017年72个国家或地区的机器人使用数据以及相关的宏观经济数据,实证结果发现机器人的使用确实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在人口红利晚期和后人口红利时期效果更加显著,并且按照行业、用途以及上下游作用划分的回归结果也均支持这一结论。中介效应的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是工业机器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机制,其解释力达到总效应的60%。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其他国家的机器人数量以及2006年轻型工业机器人的发明和使用作为工具变量,发现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为中国在新时期推动工业机器人产业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