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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无义战”中的王道与正当性辨析——以哀公十一年“齐国书伐鲁”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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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凯 《思想与文化》 2023年第2期272-293,共22页
《春秋》王鲁,假鲁以张治本。哀公十一年,齐不得天子之令而擅伐鲁是有违君臣之义的,但在《公羊》学视域下却是孔子以不书“某鄙”之辞表明鲁自取其祸而见耻于诸夏中国,贬之更甚于齐。究其原因,鲁作为一个侯爵之国,承周公之祀,却不思内... 《春秋》王鲁,假鲁以张治本。哀公十一年,齐不得天子之令而擅伐鲁是有违君臣之义的,但在《公羊》学视域下却是孔子以不书“某鄙”之辞表明鲁自取其祸而见耻于诸夏中国,贬之更甚于齐。究其原因,鲁作为一个侯爵之国,承周公之祀,却不思内修其德以强国,惧于夷狄之吴的强大军事实力,献百牢、乱周礼,屈辱至极。又适逢三桓擅权,对外惧强而凌弱,获罪于吴、齐两国。两国遂相继来伐,鲁在地缘政治中,左右腾挪,与吴立约;又以两邑之地贿赂齐,归邾娄子益以平齐之怒。转而又与吴兴兵伐齐,致齐悼公被弑,几乎引发了夷夏大乱。《春秋》追古贵信,鲁却毁信而伐近邻,又随意结盟、立小信以止干戈,致天下没有可信之制、可循之理,而渐失其正。孔子所见之鲁,已不复周礼之邦,王者之气象,岂可再遮其罪,遂以抑鲁扬齐而欲拨乱反正。尽管战争是残酷的,儒家对不正义的战争也是一以贯之地反对,但“齐国书帅师伐我”,定是孔子以笔执刀、反复思索、掩面而记之文,侧重对鲁德性缺失的审判和夷狄犯诸夏的斥责。以此可观《春秋》记录不义之战所用褒贬之辞,蕴含着儒家对正义战争的界定,为如何借暴力手段而起仁义之师提供了形而上的伦理基石,强调在慎战的同时,不能忽视战争对捍卫道义、国家权力,甚至辨乱复礼的正向作用。 展开更多
关键词 王道 夷夏之辨 正义之战 《春秋》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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