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在Cadot et al.(2006)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基础之上,首先构建了适用于中澳FTA的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中澳优惠原产地规则制定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缔约方进行FTA原产地规则谈判时,产业发展水平、优惠关税幅度是缔约方考量的重要因素。一...文章在Cadot et al.(2006)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基础之上,首先构建了适用于中澳FTA的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中澳优惠原产地规则制定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缔约方进行FTA原产地规则谈判时,产业发展水平、优惠关税幅度是缔约方考量的重要因素。一国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另一国就越有动力在FTA谈判中提出制定严格的原产地规则,限制对方优势产业进入本国,以达到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FTA优惠关税幅度越高,缔约方防止第三国"搭便车"和贸易偏转的动机就越强,越倾向制定严格的优惠原产地规则。进一步研究发现,对本国价值含量较高的产品而言,厂商为满足本国消费和销出余量进行产业游说以获取严格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为制定合理、合情、合利的优惠原产地规则,有必要从内生贸易政策视角理解优惠原产地规则发挥的政策优势。展开更多
文摘文章在Cadot et al.(2006)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基础之上,首先构建了适用于中澳FTA的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中澳优惠原产地规则制定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缔约方进行FTA原产地规则谈判时,产业发展水平、优惠关税幅度是缔约方考量的重要因素。一国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另一国就越有动力在FTA谈判中提出制定严格的原产地规则,限制对方优势产业进入本国,以达到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FTA优惠关税幅度越高,缔约方防止第三国"搭便车"和贸易偏转的动机就越强,越倾向制定严格的优惠原产地规则。进一步研究发现,对本国价值含量较高的产品而言,厂商为满足本国消费和销出余量进行产业游说以获取严格优惠原产地规则的可能性较低。因此,为制定合理、合情、合利的优惠原产地规则,有必要从内生贸易政策视角理解优惠原产地规则发挥的政策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