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丽莎在《牡丹绮情》(Peony in Love)中书写中国文化时,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她把握到了历史中吴吴山三夫人合评《牡丹亭》故事的精髓,向英语世界的人展示了明末清初中国女性在写作和批评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纠正西方对中国古代女性地...邝丽莎在《牡丹绮情》(Peony in Love)中书写中国文化时,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她把握到了历史中吴吴山三夫人合评《牡丹亭》故事的精髓,向英语世界的人展示了明末清初中国女性在写作和批评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纠正西方对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卑微、教育水平低下等方面的偏见;但同时,她将一个原本充满爱与和谐的历史故事改造为跨越阴阳两界的惊悚传奇,植入大量极具猎奇色彩的中国元素,冲淡了女性阅读和写作这一主题。这种矛盾性与邝丽莎族裔身份的策略性选择有着紧密关系。展开更多
文摘邝丽莎在《牡丹绮情》(Peony in Love)中书写中国文化时,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她把握到了历史中吴吴山三夫人合评《牡丹亭》故事的精髓,向英语世界的人展示了明末清初中国女性在写作和批评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纠正西方对中国古代女性地位卑微、教育水平低下等方面的偏见;但同时,她将一个原本充满爱与和谐的历史故事改造为跨越阴阳两界的惊悚传奇,植入大量极具猎奇色彩的中国元素,冲淡了女性阅读和写作这一主题。这种矛盾性与邝丽莎族裔身份的策略性选择有着紧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