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起,墨西哥政府先后在土著居民索盖人(Zoque)聚居的格里哈尔瓦河流域修建了三座水电站。国家社团主义(Corporativismo de Estado)政策影响下的索盖人失去了水电站开发中的主体性,放弃了对自身权利的诉求。水电站运营后,索...从20世纪60年代起,墨西哥政府先后在土著居民索盖人(Zoque)聚居的格里哈尔瓦河流域修建了三座水电站。国家社团主义(Corporativismo de Estado)政策影响下的索盖人失去了水电站开发中的主体性,放弃了对自身权利的诉求。水电站运营后,索盖人遭遇洪灾、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民族“美好生活”的文化之根亦遭到摧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索盖人向各级政府和国家电力局反映水电站带来的环境问题,致力于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墨西哥政府采取了消极回应的态度。在民族生存环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又于2014年启动了奇克森第二水电站项目,激起索盖人的持续抗争。联邦政府不仅没有回应索盖人的诉求,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推进项目。索盖人的遭遇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后墨西哥政府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质。这一政策是在国家权力的干预下,在自由化与市场化的名义下,以牺牲少数民族与社会大众的利益为代价,实现资本向执政阶层和商业精英的集中与垄断的过程。这一建立在威权主义之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违背了公平、正义等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前提,构成了民族运动新的政治经济基础。展开更多
文摘从20世纪60年代起,墨西哥政府先后在土著居民索盖人(Zoque)聚居的格里哈尔瓦河流域修建了三座水电站。国家社团主义(Corporativismo de Estado)政策影响下的索盖人失去了水电站开发中的主体性,放弃了对自身权利的诉求。水电站运营后,索盖人遭遇洪灾、水土流失和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民族“美好生活”的文化之根亦遭到摧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索盖人向各级政府和国家电力局反映水电站带来的环境问题,致力于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墨西哥政府采取了消极回应的态度。在民族生存环境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联邦政府又于2014年启动了奇克森第二水电站项目,激起索盖人的持续抗争。联邦政府不仅没有回应索盖人的诉求,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推进项目。索盖人的遭遇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后墨西哥政府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质。这一政策是在国家权力的干预下,在自由化与市场化的名义下,以牺牲少数民族与社会大众的利益为代价,实现资本向执政阶层和商业精英的集中与垄断的过程。这一建立在威权主义之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违背了公平、正义等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前提,构成了民族运动新的政治经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