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分析原发性恶性骨肿瘤患者在瘤段切除后经不同重建方式治疗的随访资料,探讨手术方案的选择对临床疗效的影响。方法以2016年7月1日至2022年7月1日东部战区总医院单中心收治的四肢原发性恶性骨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瘤段切除后...目的通过分析原发性恶性骨肿瘤患者在瘤段切除后经不同重建方式治疗的随访资料,探讨手术方案的选择对临床疗效的影响。方法以2016年7月1日至2022年7月1日东部战区总医院单中心收治的四肢原发性恶性骨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瘤段切除后重建方式分为肿瘤型假体置换组和生物重建组。回顾患者的临床随访资料,对比2组患者至随访截止时间的复发率、转移率、生存率以及最终保肢率,并总结生物重建失败的影响因素。同时,采用美国肌肉骨骼肿瘤协会评分(MSTS)、多伦多保肢评分(TESS)评价并比较不同组间患者术后功能的恢复情况。结果共收集并筛选入组患者87例,其中男52例,女35例,年龄8~71岁,平均(38.3±21.2)岁。随访15~70个月,平均随访时间26.5个月。至随访截止时间,共存活67例,死亡20例,总生存率为77.01%;无瘤存活45例,无瘤生存率为51.72%。其中,假体置换组74例、生物重建组13例(瘤体骨灭活再植钢板重建2例、自体腓骨移植钢板重建11例)。生物重建组术后1年的MSTS评分及TESS评分均明显高于假体置换组(28.33±2.09 vs 24.16±4.51、85.62±6.71 vs 80.82±3.85,P<0.01)。假体置换组术后生存率达到了75.68%。而生物重建组患者术后生存率更达到了84.62%,且根据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不同的手术方式对无瘤生存(TFS)、总生存(OS)均无显著影响(P>0.05),复发和转移发生与否才是影响OS的预测因素(P=0.003和P=0.001)。而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两种不同手术方式的选择与患者的生存率(P=0.0843)、复发率(P=0.5206)、转移率(P=0.3217)无显著相关性。假体置换组与生物重建组的二次手术率(29.73%vs 38.46%)及最终保肢率(83.78%vs 84.62%)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行瘤段切除后自体腓骨移植钢板重建的患者有11例,其中出现移植骨骨不连2例;愈合时间与年龄、术前肿瘤生长部位、术中截骨长度、�展开更多
文摘目的通过分析原发性恶性骨肿瘤患者在瘤段切除后经不同重建方式治疗的随访资料,探讨手术方案的选择对临床疗效的影响。方法以2016年7月1日至2022年7月1日东部战区总医院单中心收治的四肢原发性恶性骨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瘤段切除后重建方式分为肿瘤型假体置换组和生物重建组。回顾患者的临床随访资料,对比2组患者至随访截止时间的复发率、转移率、生存率以及最终保肢率,并总结生物重建失败的影响因素。同时,采用美国肌肉骨骼肿瘤协会评分(MSTS)、多伦多保肢评分(TESS)评价并比较不同组间患者术后功能的恢复情况。结果共收集并筛选入组患者87例,其中男52例,女35例,年龄8~71岁,平均(38.3±21.2)岁。随访15~70个月,平均随访时间26.5个月。至随访截止时间,共存活67例,死亡20例,总生存率为77.01%;无瘤存活45例,无瘤生存率为51.72%。其中,假体置换组74例、生物重建组13例(瘤体骨灭活再植钢板重建2例、自体腓骨移植钢板重建11例)。生物重建组术后1年的MSTS评分及TESS评分均明显高于假体置换组(28.33±2.09 vs 24.16±4.51、85.62±6.71 vs 80.82±3.85,P<0.01)。假体置换组术后生存率达到了75.68%。而生物重建组患者术后生存率更达到了84.62%,且根据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不同的手术方式对无瘤生存(TFS)、总生存(OS)均无显著影响(P>0.05),复发和转移发生与否才是影响OS的预测因素(P=0.003和P=0.001)。而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两种不同手术方式的选择与患者的生存率(P=0.0843)、复发率(P=0.5206)、转移率(P=0.3217)无显著相关性。假体置换组与生物重建组的二次手术率(29.73%vs 38.46%)及最终保肢率(83.78%vs 84.62%)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行瘤段切除后自体腓骨移植钢板重建的患者有11例,其中出现移植骨骨不连2例;愈合时间与年龄、术前肿瘤生长部位、术中截骨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