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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率--基于CARR-MIDAS模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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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鑫育 谢海滨 马超群 《中国管理科学》 CSCD 北大核心 2024年第8期1-14,共14页
本文在经典的基于极差的条件自回归极差(CARR)模型基础上,借鉴基于收益率的GARCH-MIDAS模型的建模思路,提出基于极差的CARR-MIDAS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率进行建模。该模型框架充分利用了日内极值信息,且允许低频宏观经济变量(宏观经济信... 本文在经典的基于极差的条件自回归极差(CARR)模型基础上,借鉴基于收益率的GARCH-MIDAS模型的建模思路,提出基于极差的CARR-MIDAS模型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率进行建模。该模型框架充分利用了日内极值信息,且允许低频宏观经济变量(宏观经济信息)通过波动率长期成分和灵活的MIDAS结构直接影响波动率。采用月度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数和日度美元兑人民币(USD/CNY)汇率数据,利用引入EPU的基于极差的CARR-MIDAS(CARR-MIDAS-EPU)模型,实证检验了EPU对USD/CNY汇率波动率的影响及预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EPU对USD/CNY汇率长期波动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EPU水平的提高会加剧USD/CNY汇率长期波动率;基于极差的CARR-MIDAS-EPU模型相比其他众多竞争模型(包括基于收益率的GARCH模型、GARCH-MIDAS模型和GARCH-MIDAS-EPU模型以及基于极差的CARR模型和CARRMIDAS模型)在不同的预测期上(从1天到3个月)具有显著更高的样本外波动率预测精确性,说明极差和EPU包含了USD/CNY汇率波动率预测的重要信息。采用不同版本的全球EPU指数和不同的样本外预测窗口进行稳健性分析,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展开更多
关键词 极差 人民币汇率波动率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GARCH-MIDAS CARR-MI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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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变风险厌恶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率--基于GARCH-MIDAS-SK模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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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鑫育 梅学婷 +1 位作者 周海林 尹学宝 《数理统计与管理》 北大核心 2024年第4期721-736,共16页
经验研究表明汇率收益率分布呈现出时变高阶矩(偏度和峰度)特征,其对于汇率波动率建模和预测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众多研究表明,时变风险厌恶(RA)包含了金融波动率预测的相关信息。鉴于此,本文构建带时变高阶矩的GARCH-MIDAS-SK模型框架,... 经验研究表明汇率收益率分布呈现出时变高阶矩(偏度和峰度)特征,其对于汇率波动率建模和预测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众多研究表明,时变风险厌恶(RA)包含了金融波动率预测的相关信息。鉴于此,本文构建带时变高阶矩的GARCH-MIDAS-SK模型框架,进一步将RA指数引入该模型框架,实证检验RA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率的影响以及预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RA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率具有显著负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收益率分布展现出明显的时变高阶矩特征;引入RA和时变高阶矩有助于提高模型的样本内拟合效果。基于损失函数和MCS检验证实了引入RA和时变高阶矩能够显著提高模型的样本外预测精度,且预测结果具有关于不同样本外预测阶段的稳健性。 展开更多
关键词 时变风险厌恶 时变高阶矩 人民币汇率波动率 GARCH-MIDAS-SK模型 MCS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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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东盟五国制成品出口的影响——以美国市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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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素娟 《现代商业》 2016年第18期71-73,共3页
1981年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改革,使得我国汇率制度越来越接近市场需求,尤其是2005年7月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逐渐扩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制定的经济政策不仅影响自身的经济情况... 1981年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改革,使得我国汇率制度越来越接近市场需求,尤其是2005年7月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逐渐扩大。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制定的经济政策不仅影响自身的经济情况,也将对亚洲其他国家产生"溢出效应",影响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因此,为了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国政府必须考虑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保证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的协调性。本文以美国为第三市场,选取1981~2008年东盟五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制成品数据,分析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率对东盟五国在美国市场制成品出口的影响。 展开更多
关键词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率 GARCH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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