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据丹麦龙伯格(Knud Lundbaek)考查,从它序言原稿上的修改痕迹看,耶稣会在华教团早在此以前20年就已经准备出版这...(一) 《中国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据丹麦龙伯格(Knud Lundbaek)考查,从它序言原稿上的修改痕迹看,耶稣会在华教团早在此以前20年就已经准备出版这部著作了。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当时作为本书署名译者的郭纳爵(Inacio da Costa,1606—1666)和殷泽铎(Prosper Intorcetta 1625—1696)合译的《大学》和《论语》的前十章,后者即习惯上所称的《上论》,于1662年问世;殷泽铎译的《中庸》于1667年刊布。就本书所收的范围看,所缺少的只是《论语》的后十章。展开更多
本文以法国詹森主义者康布·德·本特夏托(Sebastien-Joseph du Cambout de Coislin de Pontchateau)批判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论争文献——《耶稣会士的实用伦理学》第二卷——为研究个案,指出耶稣会在欧洲的敌对力量——詹森...本文以法国詹森主义者康布·德·本特夏托(Sebastien-Joseph du Cambout de Coislin de Pontchateau)批判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论争文献——《耶稣会士的实用伦理学》第二卷——为研究个案,指出耶稣会在欧洲的敌对力量——詹森主义(jansenism)——对"利玛窦规矩"所持的批评态度和立场。文本资料上,詹森主义者详尽掌握着1652年以前欧洲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材料;价值立场上,他们更加认同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的传教方式。詹森主义者对中国礼仪和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贬抑和排斥根源上是由于双方在神学理论和伦理学体系上的差异决定的。但詹森主义者用以衡量、评判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严格主义(Rigorism)道德立场在17、18世纪清教主义盛行的法国社会和奉行教会自主原则(Gallicanism)的法兰西教会内赢得了为数众多的支持者,使詹森派在与耶稣会的争论中在舆论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詹森主义者对"利玛窦规矩"的批评态度反过来也助长了法兰西教会对耶稣会一直抱持的敌对态度。展开更多
文摘(一) 《中国哲人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sive Scientia sinensis latine exposita)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据丹麦龙伯格(Knud Lundbaek)考查,从它序言原稿上的修改痕迹看,耶稣会在华教团早在此以前20年就已经准备出版这部著作了。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当时作为本书署名译者的郭纳爵(Inacio da Costa,1606—1666)和殷泽铎(Prosper Intorcetta 1625—1696)合译的《大学》和《论语》的前十章,后者即习惯上所称的《上论》,于1662年问世;殷泽铎译的《中庸》于1667年刊布。就本书所收的范围看,所缺少的只是《论语》的后十章。
文摘本文以法国詹森主义者康布·德·本特夏托(Sebastien-Joseph du Cambout de Coislin de Pontchateau)批判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论争文献——《耶稣会士的实用伦理学》第二卷——为研究个案,指出耶稣会在欧洲的敌对力量——詹森主义(jansenism)——对"利玛窦规矩"所持的批评态度和立场。文本资料上,詹森主义者详尽掌握着1652年以前欧洲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材料;价值立场上,他们更加认同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的传教方式。詹森主义者对中国礼仪和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贬抑和排斥根源上是由于双方在神学理论和伦理学体系上的差异决定的。但詹森主义者用以衡量、评判耶稣会在华传教策略的严格主义(Rigorism)道德立场在17、18世纪清教主义盛行的法国社会和奉行教会自主原则(Gallicanism)的法兰西教会内赢得了为数众多的支持者,使詹森派在与耶稣会的争论中在舆论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詹森主义者对"利玛窦规矩"的批评态度反过来也助长了法兰西教会对耶稣会一直抱持的敌对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