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浴洋(以下简称李):王老师,很高兴可以在北大围绕您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m Chin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以下简称《文学史》)对您进行访谈。1904年,在北...李浴洋(以下简称李):王老师,很高兴可以在北大围绕您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m Chin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以下简称《文学史》)对您进行访谈。1904年,在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林传甲编棊了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为华人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此后百余年间,“文学史”成为中国学界进行文学研究的最为主要的著述体例与知识生产方式之一,同时亦是文学教育的不二法门。2017年,您主编的《文学史》问世,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极大地挑战了既有的“文学史”传统与规范。在我看来,在1904年以降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谱系中,此书的出版为已经相当稳固的“文学史”观念与秩序提供了一种反思、新创,甚至再生的重要契机——借用您习惯的表述,2017年由是可谓“中国文学史”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展开更多
文摘李浴洋(以下简称李):王老师,很高兴可以在北大围绕您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m Chin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以下简称《文学史》)对您进行访谈。1904年,在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林传甲编棊了一部《中国文学史》,是为华人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开端。此后百余年间,“文学史”成为中国学界进行文学研究的最为主要的著述体例与知识生产方式之一,同时亦是文学教育的不二法门。2017年,您主编的《文学史》问世,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极大地挑战了既有的“文学史”传统与规范。在我看来,在1904年以降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谱系中,此书的出版为已经相当稳固的“文学史”观念与秩序提供了一种反思、新创,甚至再生的重要契机——借用您习惯的表述,2017年由是可谓“中国文学史”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