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肿瘤患儿父母的疾病不确定感及其应对方式,为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儿童肿瘤病区收治患儿的父母111名,应用父母用疾病不确定量表(parents’percepti...目的了解肿瘤患儿父母的疾病不确定感及其应对方式,为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儿童肿瘤病区收治患儿的父母111名,应用父母用疾病不确定量表(parents’perception uncertainty in illness scale,PPUS)、父母用应对方式量表(coping health inventory for parents,CHIP)、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对其进行调查。结果肿瘤患儿父母的PPUS总分为(91.52±14.66)分,处于中等水平;最常采用的应对方式是保持家庭团结、合作和乐观态度,并认为这种方式最有效;SDS和SAS总得分分别为(40.08±7.19)、(44.61±7.38)分,抑郁和焦虑程度大多处于轻、中度水平;抑郁水平、工作情况、婚姻情况以及咨询医护人员等是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结论医护人员需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降低或减轻肿瘤患儿父母的焦虑、抑郁水平及疾病不确定感,以提高患儿的家庭生活质量。展开更多
文摘目的了解肿瘤患儿父母的疾病不确定感及其应对方式,为制订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13年12月至2014年3月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儿童肿瘤病区收治患儿的父母111名,应用父母用疾病不确定量表(parents’perception uncertainty in illness scale,PPUS)、父母用应对方式量表(coping health inventory for parents,CHIP)、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对其进行调查。结果肿瘤患儿父母的PPUS总分为(91.52±14.66)分,处于中等水平;最常采用的应对方式是保持家庭团结、合作和乐观态度,并认为这种方式最有效;SDS和SAS总得分分别为(40.08±7.19)、(44.61±7.38)分,抑郁和焦虑程度大多处于轻、中度水平;抑郁水平、工作情况、婚姻情况以及咨询医护人员等是肿瘤患儿父母疾病不确定感的影响因素。结论医护人员需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降低或减轻肿瘤患儿父母的焦虑、抑郁水平及疾病不确定感,以提高患儿的家庭生活质量。
